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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与中国人文传统
时间:2020-09-27    点击率:194

 今天能在这里做交流,我觉得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因为这种机会很难得。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当前世界与中国人文传统”。

  讲到中国的人文传统,第一点就要讲到对“人文主义”的理解。“人文主义”这个名词,当然是中国对humanism这个词的中文翻译。除了“人文主义”这个名词以外,有时候我们也听到所谓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这三个名词在英文中通通被叫做humanism,这三个名词既可以互用,也彼此通用。但是认真考虑起来,这三者的涵义和用法又有一些差别。如果是讲到“人文主义”,多半是侧重个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如果是讲到“人道主义”,多半是侧重个人与外在的关系,比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是把个人与所有领域通通包含起来考虑的话,以人为最重要的标准和目标来制定所有的政策、所有的措施,我们会用“人本主义”。所以这三个名词经常可以互用,但是实际上的定义略有不同。Humanism这个名词实际上出现得很晚,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Friedrich同时提出这个humanismus,究竟哪个是第一个,到现在也无法考证。基本上说,humanism这个名词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提出来的,它主要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人文思想。因为在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尊严、对人的价值、对人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有一种肯定。这大概就是“人文主义”的基本含义。

  “人文主义”这个名词虽然不是中国创造出来的,但是“人文”这个词在中国很早就有了。比如在《易经·贲卦》的彖辞中就讲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易经》的解释来看,“人文”就是人的一种装饰、人的一种创造、人的一种外表。用“人文”这两个字来翻译humanism,那是非常恰当的。因此,真正说起来,中国的人文思想,对人的尊重、对人价值的肯定,如果从孔子算起,比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强调人的尊严跟价值早了近两千年。中国的思想,如果用一句话来简括,大概就是人文思想。不管是儒家思想也好,道家思想也好,或者是墨子的思想也好,统统是以人为中心的,强调人的价值,也强调人所能发挥的作用。因此,人文精神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与发展。

  我刚刚解释了人文主义和人文思想在中国的发轫,接下来我们用中国的人文传统来探讨一下当前世界所经常谈到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大概经常会听到,就是人权的问题,human rights。讲到human rights,首先要提到人权运动。人权运动是晚近才产生的,尤其是在北美洲跟南美洲。大家都知道在1960年代、1970年代,美国有人权运动,主要就是黑人要争取社会的权利和公平的待遇,开始了这种运动。人权运动就其发展来讲,开始是争取一个individual(个人)的权利,后来逐渐演化到争取一个群体的权利。所以现在在美国讲到人权,不仅是讲个人的权利,同时也讲到整个群体,就是黑人群体的权利和要求。

  “人权”的概念其实很早就有了,就人权概念的发展来看,它是有点保护性质的(legal protection)。如果从这方面看,有人就说“人权”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或者是罗马的法典,这些都是所谓的法律上最早提到的人权的来源。如果从近代的发展来看,关于人权的概念有几个很重要的文献。第一个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英国的《大宪章》(the Magna Carta),算是一个法律的文献,可以说是第一部从法律层面上对人的权利进行肯定和保障的文献。第二个是美国的《独立宣言》(the United States’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它强调了民有、民治、民享这三方面,在这三个概念之下,人权问题自然也包含其中。第三个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提到的《对人和公民权利的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Man and Citizen),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文献,它强调了自由、平等和博爱。再晚近就是1942年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个freedom(自由),第一个是言论和表达的自由,第二个是信仰的自由,第三个是免于匮乏的自由,第四个是免于恐惧的自由,他通过提倡这四大自由来保障人权。再往后,就是1948年联合国在巴黎开会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很重要的文献,叫做《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现在讲到人权,都公认这个联合国的人权宣言是最重要的文献。中国参与了这个人权宣言的起草,代表中国起草的是张彭春。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南开大学,南开大学从前是一所私立大学,它的创办人是张伯苓,张彭春是张伯苓的弟弟,他代表中国参与了这个世界人权宣言的签署。在这个人权宣言里,张彭春介绍了一个名词,就是conscience(良心)。在良心的解释里面,张彭春遵照中国儒家的忠恕之道强调良心,认为一个人没有良心的话,不可能履行忠恕之道,所以良心是忠恕之道的根本,故而特别强调良心在人权宣言里的作用。就近世人权宣言来讲,中国是签字国之一,自然对人权宣言有一定的贡献。以上这些大概就是人权思想的概念和一些重要的文献。当然,人权运动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还是一个经常性的运动、一个要求。我们了解了“人权”概念的演变和重要的文献之后,再来看看中国的传统思想和人文思想里面,对人权的概念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补充和贡献。

  我们谈及中国关于人权的概念时,都会讲到儒家对人权方面的贡献。讲到儒家,第一个要讲孔子。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humanity),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humanity(仁)与human right(人权)这中间的关系。“仁”这个字大家都知道,两个人才成为“仁”,所以“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的话就无所谓有仁或无仁了。从“仁”具体的内容来看,“仁”就是要爱别人,对别人有爱是“仁”的中心思想。在《论语》里,“仁”是中心的概念,是广泛的概念,但有时候它也可以变为一种非常具体的道德的行为和守则。所以“仁”既可以有普遍的应用,也可以有具体的应用,都是强调道德的价值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的弟子有时候会问他:夫子,我们怎样实行仁?在孔子看来,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忠恕之道,这也就是孔子常说的“吾道一以贯之”,他的一以贯之的道就是忠恕之道。所谓“忠恕”,就是“尽己之为忠,推己之为恕”,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忠恕之道。这些听起来都很简单,实行起来也是很容易的。另外,孔子强调很重要的一点是“正名”思想,这是孔子提出的治理社会的重要概念,他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第一个“君”当名词,第二个“君”当动词,就是说作为领袖要有领袖的规范,做一个父亲要像一个父亲,做一个儿子要像一个儿子,这就是在强调“人伦”的关系。其实《论语》这本书是孔子和他学生的对话,不是很有组织、逻辑论证的一种论文的形式,但是孔子的《论语》这本书发挥的作用很大。一般人认为,在世界上有五本书对人类的文明影响最大,第一本是巴比伦的《法典》;第二本是印度的Vedas,《吠陀经》;第三个是回教的Koran,《可兰经》;第四部是基督教的Bible,《圣经》;第五部就是中国的《论语》。一般人认为这五部书对世界的文明最有贡献,最有影响力。《论语》讲“仁”,主张人对人要好,但是为什么要行仁?关于这一点,孔子没有做出解答。所以就整部《论语》来看,这是孔子的一个漏洞,也是他没有完成的问题。因此有人就质疑他,你要行仁,你要对别人好,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你常常会发现你对别人好,别人不一定会对你好。比如你借钱给别人,别人不还,反而告你,或者是你帮了他的忙,他反而不认同。所以就有人怀疑孔子说:我为什么要行仁,行仁并不一定有好报,有的时候反而会有不好的回报。所以这就是孔子学说中留下来的一个问题,没有解答。真正解答这个问题的是孟子。

  孟子是中国的“亚圣”,他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第一点是在儒家思想里面提出了所谓的“义”(righteousness)。孔子主张“仁”,孟子又加上了“义”,所以我们经常“仁义”并提。从道德上讲,“仁”是友爱别人,是道德的内容(the content ofmorality);而“义”则是道德的形式(the form of morality)。换句话说,“义”就是你应该做的。怎么做呢?就是行仁。所以《孟子》对道德的贡献就是它既有道德的形式,又有道德的内容。

  第二点孟子主张有等级的爱(the gradation of love)。因为在孟子的时代,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派,它并没有达到独尊的地位,所以它受到了许多学派的攻击,彼此之间要经常辩论。《孟子》一书中就提到当时的形势是,不是相信墨子的思想,就是相信杨朱的思想,儒家学说和思想的地位很危险,岌岌可危。所以孟子一天到晚都要去跟别人辩论,去保卫儒家思想。孟子的学生就说:老师,您怎么那么好辩呢,一天到晚跟别人辩论。孟子回答说:我不得不辩呀,不辩我们这个儒家就没有了。所以他要继续辩论,保卫儒家。因为当时墨子主张“兼爱”的思想,所谓“兼爱”就是universal love,无差别的爱。你爱自己的父母和爱别人的父母是一样的,你爱自己的兄弟和爱别人的兄弟也是一样的。这个从墨子看来是无差别的。但是在孟子看起来,这是不合人情的,你怎么能爱别人的父母和爱自己的父母是一样的呢?所以他认为爱是有等级的。你知道爱自己的父母,那么你就可以推展这种爱到别人的父母,然后一层一层地往外推展,这才是人之常情。并不是说你爱自己的父母就和爱别人的父母完全一样,这是违反人之常情的,人也是做不到的。当时这些学派经常会把自己的言辞加到别人身上,让别人的思想看起来是矛盾的、自相冲突的,所以孟子、庄子也会做这种事情。在《孟子》一书中就有讲述、描写墨子的思想行不通的地方。比如讲到,墨子有一个学生跟他讲:老师,您每天都在强调兼爱,但是我做不到。墨子没有回答他,只让他回去再好好想想。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学生又说:我还是做不到对天下的人都一样的爱。老师问他到底有什么困难?他说:我发现我爱本国人远远超过爱他国的人。从这个事例来看,墨子提倡的“兼爱”是行不通的。依照人情的话,也是应该先爱自己的父母,再把这份爱推广出去。我记得之前在讲这个话题时,有同学问我:如果说现在我的父母和非洲的儿童同时需要接济、救助,我到底是应该先救助我的父母,还是先救助非洲的儿童?最后这个同学表示,他愿意先救助非洲的儿童,他认为这样做的话会显得他的道德情操更高。但问题是,这样做的话对父母就有愧、有欠了,对父母就是不孝了。所以这个例子就显示出来,爱是有等级的。你了解了爱有等级才可以将你的爱推展出去,这才是真正的人情之常、合乎人之本性。

  孟子在提出了爱有等级以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从前一般人的认识是,自己的修养是一个方向,对国家的治理和贡献是另一个方向。这两个方向分开的话,常常有很多不好的、不良的影响。孟子主张的“内圣外王”,就是说一个人在内心的修养方面可以成为一个圣人,如果把这种心理推展到社会和国家的话,他就可以实行王道。换句话说,治理外界、实行王道,跟你的内身修养应该是相通的,而不是两边不相往来。所以“内圣外王”就是要兼修,而不是两者分离、单独地去进行。关于“内圣外王”,在《孟子》中最有名的一篇就是《孟子见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时梁惠王问他:你跑这么远的路来见我,是不是有好的意见来贡献给我,好让我变富强,让我称王称霸。孟子说:你不需要称王称霸,你需要行王道之政。梁惠王说:我不行,我做不到。孟子问他:你为什么做不到?梁惠王说:我好财。孟子说:没有关系,你好财,你就想别人也好财。如果有这种心理,你就可以实行王道。梁惠王说:我还是做不到,我好色。孟子说:不要紧,你好色,你就想别人也好色。如果有这种心理,你推展出去,也是可以实行王道的。今天这里的色不仅是指女色,男色也可以包括在里面,这也是所谓的诠释学(hermeneutics)的功用,就是说对经典的解释在不同的时代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这样可以让经典的生命永远是新的,永远有可行性。孟子讲的当然是推己及人的一种延伸。所以孟子是把“内圣”跟“王道”联系到了一块,把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治理国家或者是治理社会连接了起来,而不是把它们进行区分,看作两方面。

  当然,孟子最重要的一个学说是他的性善说(origind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影响最大。我们都知道孟子的文章以气取胜,常常他的理不一定完全十足,但是他的气势很盛,所以是以气取胜。在他主张性善说的时候,他当然是从人的后天所发展出来的一些好的行为,而推论出人的本性应该是善的。如果人的本性不是善的,后面不会有那么多好的表现,所以他的这种推论是有逻辑的一种推论。人的本性到现在哲学还是一个争论,没有定论,所以人性到底是善还是不善,在哲学上是永远存在的一个问题。其实在孟子的时候,对人性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比如告子就主张人性“无善无不善”,人性既不是善的,也不是不善的,是中立的。当时也有人主张有的人性善,有的人性不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有的人做好人,有的人做坏人。孟子强调人性本善,我想对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影响。第一点就是让中国人建立了健康、进取、乐观的一种人生观、价值观。有这种性善说、这种人生观,所以在中国思想里面不会像西方基督教所讲的一样有“原罪”的思想(original sin)。中国人没有这种原罪思想,生下来没有任何一种罪恶(evil)的背负,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之身,完全是向上的,完全是乐观的,完全是进取的。我个人觉得孟子的性善说为中国开展出这么一种人生态度是了不起的贡献。所以有的西方社会学家常常就说,当作一种代表性来看的话,西方的文化是一种guilt culture(罪恶感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是一种shame culture(羞耻感的文化)。(当然这也不是一种绝对的划分。)中国人没有罪恶感,中国人有羞耻感,所以这一点也是中西文化从社会学上看起来的不同。

  以上几点大概是孟子最重要的思想,提出“义”的概念,提出有等级的爱,提出“内圣外王”之相通,以及对人性本善的肯定。因为孟子主张人性本善,所以经常我们在中国哲学里面,也包括在西方汉学家里面,把孟子当作是一种理想主义者(idealist of Confucianism)。

  下面一个儒家大师就是荀子。荀子是代表实证主义者(realism),他最重要的学说是性恶说,这正好跟孟子相反。他也一样,是从人的后天行为来推论出人性是恶的。如果人的本性不是恶的话,他不可能在后天做出坏事情,有道德上的欠缺,所以荀子主张人性本恶。这乍听之下,似乎表示荀子对人的价值看得很低贱,只会做坏事情,怎么能把他的思想也称为人文主义呢?其实恰恰相反,在荀子看起来,人虽然是性恶,但是人有intelligence,人有智力。不管是为了自我保护(self-protection),或者是为了群体的利益,我们都应该要有道德,要有规范。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荀子所强调的道德实际上是一种功利立场的观点,就是道德、社会规范主要是保护我自己的,也限制群体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人因为有智力,了解到只有这种合作,只有这种社会规范跟道德的建立,才能维持群体的生存、人类的存在。所以从这点讲的话,我们常常说荀子所强调的是他的文化论(theory of culture),这是他的中心思想。比如他说人性是坏的,提倡所谓的性伪说,“伪”一般是指假的,其实不是假的,而是人所能发展出来的,所以他提倡性、伪之分。人因为有智力,能够发展文化,所以人真正的成就是很高的,这也是为什么荀子把天、地、人并列。“天”有它的四时,有它的天象、气候、时令;“地”有它的资源;“人”有他的文化。各有其具体的表现而能够达成所谓的和谐,所以天、地、人三者可以并立。因此从最后的发展看起来,很显然,荀子对人的价值,对人的创造力是有高度的肯定。虽然孟子跟荀子在出发点上不一样,但是他们最终的归宿、归途是一样的。殊途同归,同样是强调人,同样是强调人的生命的价值。这也是为什么还是把荀子放在儒家思想里面,就是基于这种人文的考虑、人文的思想。所以孟子和荀子通通可以归宿在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强调人的本性,强调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创造力,从这些论点看起来,对人权是有启示价值的,没有任何抵触。从某些具体的论点上看,还可以提供一些不同的看法来支持所谓的人权,提供人权上所要求的一些内容。基于我们对儒家这三个大师的思想的分析来看,人权思想跟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没有任何抵触,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足够的论证来支持人权的概念。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民主和自由的问题。“民主”主要是指以人为主、人民做主,这个概念最早是西方城邦政治时开始的,后来逐渐进化成近代的民主思想。民主思想,以老百姓为主的话,在中国很早就有了,可以找到它最早的根源。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大师就是孟子。孟子经常讲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且孟子也讲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这些都可以看出他强调老百姓的重要性。在西方中世纪以前,国家的主权都是神授,神给了皇帝权力,所以权力的来源是神。中国没有这种思想,中国从孟子开始就强调所谓的“天命”(the mandate of heaven)。信奉天命说,所以从前中国的皇帝下诏书的时候都会写“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是表示他有天命,天命是他皇权的来源。但是天命并不是由神来统治,而是指它是一种最高的道德的一种规范,想象的一种规范。这个天命在孟子看来,它并不是永远在你的手上,如果说你这个皇帝做得不好的话,老百姓有权利推翻你,因为主权实际上是在老百姓手中,只是说用皇帝或者政府当作一种工具(instrument)来实行各种政策,但是基本的主权还是在老百姓手上。所以如果皇帝做得不好,天命是可以拿掉的、去掉的,并且老百姓也有权利造反,或者推翻现有的政府。这种民权思想很早就在孟子的思想里面出现了。当然也有人说,这种思想跟现在的民权思想好像完全连不上,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牵强,如果找它的根源,是可以在传统中国看到这种民权的思想的。所谓民权,就是强调所有的权利、主权在老百姓手上,从这一点看起来的话,孟子讲的是对的。这也是为什么明太祖看到孟子讲天命,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话时,他很不高兴,所以把孟子从孔庙里搬出去了,不要他在孔庙里面。你也可以看出来,皇帝明太祖对这种思想是很反抗的,很不喜欢的。这是讲到民权,可以说民权思想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并不欠缺,我们可以找到它的根源。

  如果是讲到自由,包括所谓的法律保障的自由,那中国思想中关于它的论证就更多了。我们常常讲到的自由(freedom),在中国传统思想里不仅仅是强调一般生活上、行为上的自由,并且更注重所谓的精神上的自由,上升了一个层次。讲精神上的自由,最主要的就是道家思想。中国传统士大夫在公开场合发扬的是儒家的思想,在他自己的私人生活里则发扬道家的思想,因为道家思想提供精神上的自由。

  从道家思想的发展上看,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杨朱的思想为代表。在杨朱那个时代,所有的人不是相信墨子的思想,就是相信杨朱的思想。就道家思想的传承来讲,杨朱应该算是第一个阶段。其实道家思想的根源应该是传统的隐士(hermits)。这些隐士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逃避现实,躲到山林里面去,保全自己的生命。杨朱的思想跟所谓的隐士的这种思想相当吻合。关于杨朱,我们平常会听到一个故事,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朱的学生问他:老师,如果今天拔你身上的一根毛对天下有利,你愿不愿意做?杨朱不回答。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学生又问杨朱,杨朱还是不回答。最后有个比较聪明的学生领悟了杨朱的思想,就对那个提问的学生说:我知道老师的意思,现在替他跟你解释解释好了。一根毛看起来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很多很多毛聚在一块的话就跟一块皮一样重要,很多很多块皮聚起来,那就跟一只手臂、一只脚同样重要。如果今天我拿一千块钱叫你砍你的脚,你愿不愿意,当然不愿意。拿一万块钱砍一只手,也没有人会愿意。所以你怎么可以轻视一根毛的重要性呢?这个故事主要是说明生命的可贵,即使是一根毛都不能轻易毁掉。这就是为什么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其中的哲学含义即在于“重生”,不能让身体的器官有任何的损坏。所以道家在早期的时候,在杨朱的思想里面,是强调“重生”的,对生命的看重。因为强调“重生”,所以要想尽种种办法来保存自己的生命。为什么生命这么重要?大家都知道,东西掉了可以再找,车子坏掉了、偷掉了可以再买,但是生命一旦失掉,永远不再回来。这就是为什么早期道家思想强调“重生”,要想尽所有办法来保存自己的生命。最早的时候,人们能够保全自己生命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到山林里面去,归隐山林,这样就可以摆脱很多世间的烦恼,摆脱那些事件的危害。所以在第一个时期,用来保持生命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做隐士,就是逃跑到山林里面去。   但是随着社会的进化,躲到山林里去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保险,还是会有其它的灾祸降临到你的身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到道家思想第二个阶段,就是到老子,他继续探讨这个问题。老子从对所有现象的观察里面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任何东西、任何事情如果发展到一个极端的时候,一定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这是他所发现的一个定律。这也是为什么老子的《道德经》里面有很多看起来非常诡辩的(paradoxical)话。比如下雨不会永远下,因为下到最后一定要停;弯曲的东西会变直,直的东西会变弯;前面在后,后面在前等等。《道德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主要就是基于这种道理,一个东西到一个极端的话,一定会返过去到另外一个极端。所以说你要“保生”,保持自己的生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能够知道这些定律,然后“适中”,采取中道,不走极端,这样你就可以避免很多危害,保持生命。如果你喜欢走极端,最终总是会有不好的结果,所以应该走中道。老子的《道德经》就是宣扬这种道理,宣扬所谓的效法自然(following the nature),你不需要做很多人为的事情。这是老子所提倡的一种方法,如果你能用这种方法来实行你的生活,你就能够保全你的生命,能够尽享天年。但是这个方法也还不是万无一失、完全保险的。为什么呢?老子后来有一句话感叹,我的“大患”,我最大的祸患,就是有生命。平常我们知道生、老、病、死是四个痛苦,老当然是没有人喜欢的事情,病也是不好的,死当然更不好。但是至少在老子之前还没有人强调说生也是不好的事情。老子把生也加进去了,认为生也变成人类最苦恼的事情。因为如果没有生,就没有老、病、死,也不会要想怎样保存生命,怎样维护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在《道德经》里最后感叹:我有生命,是我最大的祸患,是我最大的忧虑。但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老子还是没有解决,一直到庄子,庄子对这个问题有彻底的解决。

  《庄子·内篇》一共有七篇,其中最重要的三篇——《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或到《德充符》,真正表现了庄子的道家思想。后面的那些《外篇》《杂篇》多半是强调一些故事来支持他的论点,或者是取笑儒家等等之类的故事。庄子在他的《逍遥游》开篇就讲到一个故事,大鹏鸟一飞可以飞十万八千里,飞到南溟去,而它旁边的一只小鸟只能从一个树枝飞到另一个树枝上,但是这个小鸟并没有因为自己只能飞这么一点点距离而感觉到自卑,感觉到沮丧。这个故事是说,如果每一个生命体都有机会能够充分发展它的潜能,没有任何的阻挡,它就可以达到一种所谓的相对的快乐(the relative happiness)。这个当然是强调自由的概念了,就是说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体如果有机会完全发展它的潜能,就可以有它的快乐。当然,这种只是相对的快乐,因此庄子又提出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绝对的快乐”(the absolute happiness)。“绝对的快乐”有两种方法可以达到,第一种是用理智来控制情绪,减低情绪对人的伤害。这里也有一个故事,庄子的妻子死掉以后,他的朋友到庄子家去吊丧。到了庄子家以后,他发现庄子不但没有哭,没有伤心,反而在那里唱歌,很高兴地跳舞,没有任何的哀伤。他的朋友就对庄子说:你这个人太不近人情了,你的妻子死了,你不但不哭、不伤心,反而在这里唱歌跳舞,好像很高兴的样子,实在是有点不通情理。庄子回答说:你错了,我妻子刚刚去世的时候,我和普通人一样,觉得很伤心,很难过,痛不欲生。但是我逐渐了解到了人的一生就好像四季的变化一样,春天出生,夏天成长,秋天开始衰落,冬天就没有了,所以人的生长和死亡就和四季变化一样。既然人的生死和四季周期变化一样,如果我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还继续哭、继续伤心,那就表示我很无知。所以我这么想的时候,我就停止了悲伤和哭泣。这个故事表示,如果你有很好的理智,你可以用你的理智来减少情绪对你生命的一些伤害,或者对你生命的一些影响。这当然是达到所谓的“绝对快乐”的一种方法。另外还有一种方法,能真正达到所谓的“绝对的快乐”,就是人要用一种超越的观点去看事物,也就是从“道”的角度去看事物。道家主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有的东西都来源于“道”,都是从道生发出来的。如果我们能用“道”的观点去看世间所有的事物,那么所有的东西都一样,没有所谓的差别性。既然如此,那生与死就没有什么差别,你不需要为生死烦恼,也不需要为生死再想尽办法,想怎么样能够保生,怎么样能够免除所有的灾害。这当然是一种哲学的方法来解决所谓的生死问题,如果你能达到这种哲学的境界,那么你就能达到所谓的“绝对的快乐”。所以从道家思想的发展来看,对人生自由的问题,最初提出的解答相当粗糙,就是怎么样保全生命,躲到山里面去,慢慢发展到最后,就完全是一种哲学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从理智上、从哲学上把生死的观念完全去掉。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自由”的企求是绝对含蕴在这种哲学思想里面的。

  因此,不管是讲到“民主”,在孟子的思想里面可以找到,还是讲到自由,行为上的自由,精神上的自由,在道家思想里面可以找到。所以中国的传统思想与现代的民主、自由概念,以及发展法律保障的自由,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抵触。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种族的问题,也是民族主义的问题。在中国,种族的问题很少,因为从colour(肤色)看起来都是黄种人。但是在美国,在西方很多国家,种族问题比较严重,主要就是肤色不一样。中国对种族的划分,向来是以文化为标准。从孔子开始,或者在孔子以前,就强调人种的区别、种族的区别不是以肤色做标准,而是以文化做标准。这也是为什么孔子在《论语》里面对管仲大加赞美,因为他认为管仲保存和捍卫了中国的文化,并且提倡以文化来作为划分种族的标准。所以从管仲、孔子开始,中国多半是用文化来作为划分的界限。比如说,春秋战国时的楚国本来被认为是蛮夷之邦,但是因为楚国的文化慢慢进步了,所以后来我们承认楚国是诸夏之一,是中原文化的一分子。那时还有一个郑国,郑国因为道德沦丧,文化败落,所以从历史家的眼光来看,郑国反而变成了蛮夷之国,不是礼仪之邦。所以文化对中国的种族概念而言实际上是最重要的。这种以文化作为种族区分的标准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这种概念一直继续着。王夫之是对近代民族主义有相当贡献的一位学者,在他的《读通鉴论》中他仍然坚持以文化作为种族区分的一个标准。不管是蛮人也好,夷人也好,如果他信奉中华文化,实行中华文化,那他就是华夏人。如果他不同意中国文化,那他就是所谓的蛮夷之邦。同时他也附带讲到了有肤色的区分,承认肤色也可以作为种族区分的标准。换句话说,在中国强盛的时候强调以文化作为种族区分的标准,在中国弱势的时候、外族入侵的时候,也不妨把肤色当做区分的标准。总而言之,中国是强调文化,不以肤色为根本,这种思想对于融合种族问题绝对是极大的贡献。就这一点来讲,中国提出的这一概念对解决当前世界上所面临的种族问题有相当的启发性。

  下面我们讲一下经常提到的环保问题。环境保护(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也是19世纪以后西方的哲学家提出来的。我们经常提到的环境保护是指个人、群体或者是政府、国家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来保护自然环境,让人跟环境之间维持一种良好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环保。环保后来又慢慢延伸到所谓的生态学(ecology)。生态学就不仅仅是强调怎么样把环境保护起来,同时也强调生命体跟非生命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怎么样能够相处得更好,以及环境的维护。生态学或者是生态系统(ecosystem)之后,我们也常常听到,尤其是现代哲学里面常常讲到所谓的environmental ethics(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在现在哲学上也是一个研究的热点,它主要就是把原来只讨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推展到非生物界,把非生物也包括进来。所以在这种观念之下它延伸了很多不同的科目,比如说environmental geography(环境地理)、environmental law(环境法律),或者是environmental economics(环境经济学)。其实讲到环保、生态学,或者是环境伦理学,基本上是讨论人跟自然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传统思想对这方面有堪当借鉴的地方。

  在儒家里面,孔子很早就讲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山水是自然最重要的两个标志,孔子将其提升到了很高的地位,与仁者、智者相提并论,可以看出在孔子的思想里自然与人是平等的。另外,在《论语》中有一章讲到孔子跟他的学生的一段对话。有一天孔子与他的学生坐在一起聊天,孔子说:平常你们都说没有机会发挥你们的才能,没有机会报效国家,如果现在有机会让你们做事情,你们想怎么做。有一个学生说:给我三年时间,我会使国家有足够的粮食,有足够的衣服,也有足够的军队。另外一个学生说:给我三年时间,我会让当地的老百姓了解礼仪,了解道德。最后轮到曾皙(点),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他说:我的想法与前面几位同学不一样,我就喜欢在暮春的时候,跟几个年轻朋友一起到山林里去郊游,在水边洗洗脚,唱唱歌,吹吹凉风,然后一边唱歌一边回来,这就是我的兴趣,我的志向。最后孔子说“吾与点也”,他赞同曾皙的想法。从前有很多人批评孔子,认为这一点与孔子的思想完全有冲突,因为孔子主张入世,总是教你怎样治理社会、治理国家,但是在这里他不称赞那几位讲治理国家的学生,反而认为这位游山玩水的学生的志向最好,不能理解。其实这个故事实际上表现了儒家对自然山水的喜爱,对自然山水的爱护。   基本上讲,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自然与人是并存的,我们从来没有问过自然到底是谁创造的。但是在西方思想中,尤其是基督教思想中,有所谓的“创世纪”之说(genesis theory),认为自然是上帝创造的,在古希腊悲剧中有很多是描写人与自然的斗争。在中国没有这种说法,中国没有所谓的人格神,了不起称“天”为“上天”,这种“上天”从儒家思想看,是一种道德的最高规范、一种法则,存在于整个宇宙之间。所以基本上,中国人把这个nature(自然)认为是一种已经存在的东西,跟人类是并存的一种关系,所以要与自然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既然要跟自然保持良好的关系,你当然不应该去破坏自然,这个环境保护的意识已经在里面了。所谓的环境卫生、生态保护是一种很自然的要去做的事情。所以中国不是没有这种环保的传统,反而是一直有这种传统。比如道家,它主张完全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认为在大自然中能达到最高的境界。在中国的山水诗和绘画里也是一样,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荀子在《天论》里也讲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人要承认自然有它运行的规律;另一方面,人应该运用自然的资源、条件,让自己的生命强化,让生命更充实、更丰富。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一方面你要爱护自然,另一方面你也利用自然,并且这种关系应该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敌对的关系。所以我们也不要说怎么样克服自然,人没有办法“克服”自然,现在天文学、地震学,或者是气象学这么发达,但是天气变化还是没有办法把控,还是没有办法能够避免,所以“人定胜天”当作一种鼓励的话可以,但是你不能真正把它僵化,认为人真的可以完全克服自然。   所以从这点看起来,所谓的环境保护在中国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了,它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没有产生任何障碍。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思想反而能够提供很多论点,现在讲环境卫生、环境保护的人可以将其作为参考和借鉴。   下面一个问题是关于宗教。我们知道当今世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伊拉克、叙利亚等这些地方打来打去,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宗教问题。讲到宗教,我们大概会提到一本书,1992年Samuel Huntington(塞缪尔·亨廷顿)写了一本书叫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文明的冲突》。在这本书里面,他讲到在二战以后、冷战以后,各种冲突可能有文化上的冲突,比如说中西文化可能有冲突,宗教之间肯定有冲突,而这些可能是将来人类或者是世界上比较麻烦的事情。当时有很多人反对亨廷顿的这种说法,认为他不应该宣传所谓的clash(冲突),应该强调文化之间的对话(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不管怎么样,亨廷顿所讲的这种文化冲突跟宗教冲突今天的确存在。我们反过来看看中国的宗教对这方面是不是能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讲到中国的宗教,我们经常提到儒、释、道三教或三教合一。其实这个说法不太对,因为儒家不能称为儒教,儒家完全是一种哲学思想流派,它没有宗教的组织,也没有什么教士,也没有种种的宗教形式。所以中国人讲到“三教合一”是有语病的,说“三家合一”倒是可以,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相通,相互融合成为一体,这是可以的。但是讲“三教”肯定是有语病的,儒家基本上不是一个宗教,只是一个哲学思想的学派。可能有的人有点误解,为什么人们认为儒家也有宗教色彩呢?主要就是因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提高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变成国家的一种信仰,从汉武帝一直到清末继续了两千年,所以它变成了一种有制度性的学派(institutional school),但是实际上它不能算是一个宗教。

  讲到中国的宗教,第一个是讲道教,道教是真正意义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跟道家不一样,它的目的、基本宗旨与道家思想相冲突。因为在道家思想里面,到庄子的时候,生死已通关,你根本不用去考虑生死了,不必去想办法延长生命,所以你不需要去求长生不老,求神仙、炼丹药这些都不需要了。但是道教主张这些,求长生,要养身,讲究怎样保存生命,只继承了原始道家的思想。但是道教在它的实行方面,又继承了道家很多的思想,比如以柔克刚,以虚制实,演绎出太极拳之类的事情,这些概念是从道家思想中继承下来的。总而言之,道教从它的本质看起来,与道家思想有冲突,但是在实行修炼方面它又继承了许多道家思想。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对道教的教义没有太多的喜好和强调,但是道教在中国民间很普及,并且道教在中国历史上有时地位还很高,比如唐朝,有时候地位又很低。

  真正对中国思想有影响的是佛教。佛教不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它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对佛教我们常常有两个区分,一个是佛学,一个是佛教。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对佛学很有兴趣,因为佛学的确很深奥,尤其是在“形上”这方面、知识论这方面,在中国本土思想里面没有,所以它对中国传统思想有相当大的挑战,也有很大的贡献。宗教性的佛教,可能是在一般平民社会里面比较流行。在西方我们讲到中国佛教时也常常用两个不同的名词,一个是Buddhism in China(在中国的佛教),指佛教的教派与中国的思想没有太多的融合和交流,如像唯识宗,它完全是以知识分析为重,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很少互动。另外一个,我们叫做Chinese Buddhism(中国的佛教)。中国的佛教最有名的就是禅宗(Chan Buddhism或者Zen Buddhism),它跟中国传统思想有互动。达摩祖师到中国以后,佛教思想经过他弟子的很多演绎,在南北朝时逐渐形成了禅宗思想。禅宗思想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和道家的思想。禅宗的第一义(the first principle of Chan Buddhism),就是不讲话(silence),打坐(meditation),这是它最高的原则。不讲话实际上也有很深层的哲学道理在里面。从前有很多故事彰显这个道理。在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禅宗的宗师被人挑战,那个人说:你把你禅宗的思想讲出来,我们来辩论。那个禅宗的宗师说:好啊,可以啊。然后他们就开始辩论了。那个禅宗的宗师坐在那里,不讲话。这个挑战者就说:你为什么不讲话,你要把你的论点讲出来我们才好辩论。那个禅宗的宗师还是不讲话。最后那个挑战者就有点恼火了,就问他:你答应跟我辩论,为什么你不把你思想的宗旨、你的论点讲出来,我们可以好好辩论。那个禅宗的宗师说:你不了解,其实我已经把我的道理讲出来了,只是你不懂而已。我们禅宗的第一义,就是不讲话。你一直在问,但其实我已经表达了我禅宗最高的原则和教义。禅宗的这个不讲话,实际上也不是任意随便而成的。它后面也有一套逻辑的推证,这套逻辑推证最终可以达到不讲话的结论。

  这个推论主要是基于论话的层次(levels of discourse)。在语言论述的第一个层次,就是普通的层次,我可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有’(being)”,这个很浅显。但是如果现在我跟你讲,“所有东西都是‘无’(non-being)”,那就是高一层的论话。“所有东西都是‘有’”是第一层次的common sense(普通层次),那“所有东西都是‘无’”就比较高一层了,但是在第二个层次它又成为common sense(普通层次)。如果在第二个leve(l层次)的基础上,再比较高一层讲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所有东西都是“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如果再上一个层次讲的话,所有东西“既不是非有,也不是非无”。我如此一直推述,推到最后,就没有办法讲话。所以禅宗的第一义“不讲话”,实际上是从这种逻辑推证推上去的,推到最后只有不讲话了。这就是为什么禅宗讲它最高的原则就是不讲话。禅宗因为受中国思想的影响,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所以禅宗在佛教里面是强调入世的。禅宗有一句口头语讲“见山是山”,这是第一个层次,the common sense,普通层次,我们看见的山就是山。“见山不是山”,这是第二个层次,佛教徒认定所有东西都是无常,所以你了解这个的话就是了解了事物的真相,学得比较高级了。最后就是“见山还是山”,你了解到了智慧的层次以后,你要再入世,修行完成以后再回到现实社会中来做好事,普度众生。为什么禅宗思想能够在中国影响这么大,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几乎所有的寺庙绝大多数都是禅宗,主要就是因为它融合了中土的思想,强调入世的思想。

  所以宗教在中国,并没有脱离人世,它应该是跟人世连在一起的。还有一点,中国的宗教,不管是道教,还是佛教,或者是儒家,看起来它们可以并存,这是中国宗教的最大的一个特征,它有包容性,有融合性。并没有因为我信佛教我就排斥道教,我信道教就排斥佛教。所以这是为什么在中国的日常生活里面,在祭典或婚丧仪式中,你可以看见道士和和尚在一起,道士做法,和尚念经,搞不好还有儒家人士在致辞,并不是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这种情况在西方宗教里面是绝对不能想象的,基督教不会和佛教在一起做法事,所以西方的宗教基本上都是排外的。而中国的宗教是一种包容性的,我觉得这对当前世界宗教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宗教之间彼此包容、融合、尊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所有因宗教产生的事故、战争都可以避免。

  最后一点我们讲所谓的和谐问题。这个和谐,不仅是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还是人跟整个宇宙、跟整个自然的和谐。这种和谐观念,不管是在中国儒家思想,在中国道家思想,即使在佛教思想里面,都可以找到它的根源。中国如果没有一个和谐的观念,也不可能做到宗教的包容和融合,也不可能做到种族以文化来做区分的标准。中国现在经常讲到“和而不同”,这是《论语》里面的话,最初是讲君子跟小人之间的关系,说君子跟小人可以和而不同。如果是强调和谐,当然是可以的。中国传统思想里面,的确是强调这种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宇宙之间的和谐,最后是一个大的和谐。

  所以说,对当前世界上所面临的人权问题、自由平等问题、民族种族问题、环境保护与自然的关系、宗教的融合性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问题,这些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面都可以找到让我们有启发的地方。至少中国传统思想与现在世界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基本上没有任何冲突,或许还能提供一些解决方法。我今天就讨论到这里。谢谢诸位!

  本文系作者2018年6月在武汉大学、湖北大学的演讲内容,由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邓明静、孙达时根据录音整理,已经作者审定。

作者简介

姓名:涂经诒 工作单位:罗格斯大学亚洲语言与文化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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